来源：时代周报
千百年来，人与野猪的博弈从未停止。
传统乡落中，野猪伤人毁地，农户在*土地上睡过一夜又一夜，手持棍棒、火把，企图呵退这群“不速之客”；现代都市里，野猪堵住居民楼道，闯过闹市街道，甚至在小学门口打起滚来，警察拿着麻醉枪、扔出套索，将其捕获放归山林......
随着中国境内野猪种群数量增加，近日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《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其中，曾于年被列入《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、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》的野猪，不在上述名录。
“农民辛苦一年，野猪一夜毁完，这下终于可以有人治治它们了。”甘肃陇南农户老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今年他家的玉米地被野猪霍霍光，撂荒了好几个月。
陇南市武都区一家保险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，近5年，当地因野猪损毁农作物的赔付款，仅玉米一项，便超过万元。
野猪不仅给农业生产造成广泛影响，还屡屡伤人。
时代周报记者获悉，在陇南市，野生动物伤人事件几乎每年都有发生。该地区自年有记录以来，因野猪等野生动物造成受伤、死亡的，超过8人。但年至今，该地区用于野生动物伤人补偿的总款项，仅为元。
鉴于野猪属于“三有”保护动物，农民为保护农作物私自捕杀野猪的，还会被依法惩处。前不久，河南省淅川县吴某夫妇因家里的麦子被野猪损毁严重，三个月内猎杀8只野猪，最终被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缓刑；四川67岁的婆婆为守护庄稼电死野猪被判刑，刑满后继续搭棚子驱赶野猪......
野猪与人相伴的历史长达千年，图为陕西茂陵博物馆的野猪藏品
猪进人退，还是人进猪退？在冲突愈演愈烈的当下，除去野猪“三有保护动物”的名号，能否成为这场战争的休止符？
12月14日，四川农业大学严中成博士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：“《意见》拟删除野猪，并不意味‘人猪大战’就此平息。相反，这场‘战争’才刚刚开始。短期来看，矛盾至少近三年内都是凸显的。人猪冲突演变成人与人矛盾，根本在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与义务上的不对等。”
时代周报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
严中成：大概去年10月份，我和团队负责国家公园建设自然保护地优化项目，在川西的三个县展开调研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不管是地方*府还是农户，谈到最多的不是大熊猫，而是野猪。
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四川主要种植玉米，并将其作为畜牧养殖的饲料。野猪一来，毁地伤人，农民的牲畜饲养、收入来源等都会受到影响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少农户选择对外购入饲料，但一年至少会增加—元的支出，这对于年收入万元左右的家庭，完全是一笔巨款。
不少农户跑来跟我抱怨说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就不种地了。我开始意识到问题严重性，这不仅关系农户生计、生物多样性保护，还涉及土地利用。而后，通过梳理相关法律和*策文件后发现，在责任落实、资金来源、治理手段等内容还存在诸多模糊地带。
后来接触到的农户越来越多。谈起野猪时，聊深了，基本都会红眼眶、带哭腔。对我触动蛮大的。现在基本把“野生动物致害治理”研究工作当成一个小目标在做了。
通宵守着玉米地的农民时代周报记者郭梓昊/摄
时代周报：你研究人猪冲突一年多时间，期间走访了四川巴中、雅安、广安、广元、绵阳等冲突高发地。在你看来，引发人猪矛盾的原因分别有哪些？
严中成：从表面上看，人猪冲突是因为野猪物种数量增加，和老百姓的生存空间交叉重叠，造成“人兽争食物”的局面。但本质上还是致害治理体系建设不足，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生态补偿转移机制缺失带来的矛盾。
在调研过程中，一些农户其实知道国家对野猪致害负有相应的赔偿责任，但在找遍当地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后，得到的普遍回应就是“没资金安排，没办法赔”。又因为缺乏相应的谈判技能和法律知识，农户们后续索赔会显得些许无力，只能吃哑巴亏。
“找不到谁来赔”，一直是因野猪入侵受损农户的共同心声。有一次，负责定损统筹的一位地方干部给我发来一份影像资料。照片里，一个老妇人席地而坐，周边全是折断的玉米杆子，显然野猪破坏过。
可能是极少上镜，农妇还对着镜头特地笑了笑，只是笑得别扭，以至于我透过照片感受到的更多是心酸无奈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如果这个问题治理不好，老百姓恨不得把野猪烤了吃，还怎么让他们去爱护野生动物呢？
坐在自家被毁玉米地旁的农妇受访者供图
后面我就去问当地主管部门，得到的回答是缺少资金，没有财*的安排，他们也很无奈。
这一点也是能理解的，地方财*紧张，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、工商业相对落后地区来说，要敞开了赔，还要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去定损核准，很难承受。地方*府没钱，只能交给保险公司理赔，保险公司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，对这些土地的定损成本过高，没有持续且充足的资金保障，他们也不愿意做了，农民还是拿不到钱。“人猪矛盾”转而成为人与人之间强谈判力与弱谈判力的矛盾。
时代周报：“人猪矛盾”在后续，往往演变成了人与人、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，谁是强势方，谁是弱势方，双方核心冲突在哪？
严中成：野生动物资源的产权，属于全民所有。保护野生动物是有很强的正外部性，全民共享成果，理应共担保护成本。
但是对于保护的义务以及它带来的损失，往往是由靠近山地森林的农民来承担。这种情况下双方肯定是不对等的。而且像上述所说，在与野生动物资源的代理管理者-*府的谈判中，因为谈判成本过高，农民也一直处于弱谈判力的窘境。
另外，野生动植物丰富的地方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方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发达地区在成本分摊上的承担是不够的，冲突严重地区也很难直接要求发达的区域直接给钱。因此，可能需要省和国家在财*分配上直接协调。
时代周报：你认为野猪拟从“三有”目录中除名后，人猪矛盾是否就此平息呢？
严中成：首先，现在还是处于征求意见稿阶段，需要广泛吸取社会意见。其次，假设野猪真的被除名了，对于后续大范围推行种群调控行动，肯定是释放了积极信号。
然而，这并不意味“人猪大战”能就此平息，反而是这场“战争”的开始。短期来看，矛盾至少近三年内都是凸显的。
单从野猪种群调控上分析，国内的猎人队伍、专业人才太少了；猎捕行为和工具，尤其是枪支的审批问题，还是有很大的限制。四川一支专业的捕猎队在秋冬两季，一天能打个两三只野猪就已经算很成功了，这种猎捕规模甚至都赶不上其繁衍速度。
狩猎队捕猎的野猪四川某合法护农狩猎队供图
而且，现有的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赔偿责任的界定对象都是“三有”保护动物，如果单纯地将野猪除名，不增加其它法律条款的话，在赔偿、责任主体的界定方面反而越来越难。地方相关部门办起事来也会无法可依。
只能说，解决一个问题，总会带来另一些问题，得一步步去解决。
时代周报：野猪失去“护身符”后，就能任意捕杀吗？若不再是“三有”野生动物，野猪还受法律保护吗？
严中成：放开野猪狩猎、任意捕杀，很可能面临“公地悲剧”。如果种群数量又少了，又反过来开始保护，陷入持续的矛盾，甚至也会因为缺少监管，“误伤”其他物种。管理部门应该会考虑这个问题，未来地方法规应该会在猎捕时间、实施对象和方式上会有所约束。
至于野猪还受法律保护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新冠疫情之后，两会曾出台禁食野生动物和贸易野生动物的决议，在食用和贸易野猪肉上依然有很强的约束。
年1月19日，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将救助了2个多月的的一头野猪放归浦口老山山林。
时代周报：关于野猪种群计划性捕猎，具体由谁来执行，如何执行，捕杀之后的野猪如何处理，你有何建议？
严中成：猎杀野猪是一件非常危险且需要技术的活儿。最好是由专业组织队伍以及具有专业猎捕技能的人员来实施，我们可以学法国的经验，通过发放猎捕凭证或执照之类的，实现猎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。当然，也需要调用其它社会力量协助种群调控工作。因为，猎捕还不仅仅涉及猎杀，还涉及信息采集、过程监管等环节。
捕杀之后野猪的处理，从国际经验看，例如日本、法国、美国、欧洲其它国家其实都还允许食用野猪肉。但需要有一个前提，就是采取与家猪同等或是更高的检疫条件和流程。
目前我们国家基于新冠以及未来其它疫情防控的需要，禁止食用野猪肉。可以当作猎队猎犬、动物园猛兽的食物处理，或者给生物研究机构作学术研究、博物馆标本等方式去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时代周报：猎捕野猪并非易事，更多是由*府主导捕猎队，但此前本报记者走访时发现，各地组建进度不容乐观，有的更是一拖再拖，原因何在？狩猎队如何才能获得一个良性的收益发展？
严中成：一方面是枪支弹药、队伍的审批流程严格。我至少跟十几个捕猎队联络交流过，关于队伍的审批，队伍的建设等问题，得出的结论是：地方管理部门对于枪支狩猎问题异常谨慎，他们的行动逻辑是，如没有*策依据，是不会贸然审批。
站在被毁玉米地中的农民受访者供图
另一方面，取得良性发展还是要解决，狩猎队钱从哪里来的问题。搭建一支二十人正规狩猎队一年少说百万，如果只是单一的*府购买服务，那像一些穷的地方，这些狩猎队就没法干了。在当下，狩猎队商业味道会淡一些，更多看成一个公益组织。这些组织由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爱好者组成。因为在保护法下，合法护农狩猎行为是稀缺的，合法资质也是稀缺的。这种情况下，爱好者就愿意义务来负担这个成本。
在我调研过程中，大部分狩猎队运营采用的是“俱乐部”形式，由队员自筹，但猎捕的成效有待商榷。未来，可能需要在充分利用好民间资本的基础上，利用*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个杠杆，提高种群调控的工作效率。
时代周报：在扫清了法律障碍之后，人猪矛盾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解决？
严中成：首先要促进整合林业、农业和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的整合。每年国家就掏了那么大一笔资金投入到农业、林业的保险中，但大部分省份都没有将野生动物致害纳入赔付的范围中。因此，野生动物损害农作物、经济作物，其实也包括在这个范围内，没有理由完全的把它给剥离开，单独设置一个险种。
其次，真正解决“人猪冲突”需要系统性地配合，农户的生计模式转型、种植结构的调整、退耕还林等都是方式之一。就像野生动物致害，单纯是把钱补到位吗？不可能的，他会涉及到财*资金的协调、法律的修订、社会管理，甚至是人们对保护动物观念的转换，牵一发动全身。
生活在黑龙江大兴安岭的野猪
时代周报：前段时间67岁老妇农田被野猪所毁，未获赔偿，最终电死3只野猪后获刑，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致害赔偿存在问题。你认为目前我国对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和救济制度有哪些缺陷？
严中成：谁来赔？没有明确，野保法也没有明确，只说了地方*府，但哪一级*府呢？这个就非常模糊。
钱从哪里来？目前，大多靠县区地方财*协调或整合，但持续性很差。后续需要中央和省财*在更广范围内协调。
怎样赔？定损和标准困难，且赔偿周期普遍很长。例如，四川某试点县大多按照50%左右的标准做赔付，也就是说经过定损后，原本这块土地产生元收入，保险最多给你元。而元赔付走流程，至少需要一个月甚至大半年，能下种的季节都过去了，远远补偿不到农户的损失。
时代周报：对于野猪，农民和猎人都说该一杀了之，但也有野保人士表示，“捕杀野猪可能会冲淡人们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，而且合法猎捕野猪的‘口子’一开难收”，对此你怎么看？如何把握好调控和保护之间的平衡？
严中成：城市居民怕恶犬、山中农户怕野猪，立场不同、需求的差异，导致大家观点和矛盾的差异。城镇居民或者说依靠非农生计的人大多没有亲身感受过野猪之害，没去地里守过夜、没有因为野猪提心吊胆，没有亲眼见识过野猪的凶猛，因此感同身受会较难。
但我还是那个观点，野猪让农民吃不饱，农民怎么可能去爱护它，更别说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了。捕猎和保护并非事物正反两面，是可以寻求双方的一种平衡的。当然，平衡的具体标准在哪里，这可能是生物学家们要去明确做的事。尤其是设计动态地种群监控体系，明确种群数量和猎捕数量的标准，都需要该领域的专家们去完成。
同时及时公开透明这些信息，让双方对等沟通、更好地共享困境，合法捕猎的监管则交由*府和民间。
时代周报：除了野猪外，网友谈及的危害农作物的三有保护动物，还有像猴子、野鸡等物种，不同区域，人兽冲突的对象、原因不同，但数量是与日俱增的。如今，我们所谓的保护野生动物，究竟在保护什么？衡量标准是什么？单纯是该物种的数量吗？
严中成：很显然，从保护单一物种，进而保护生物的多样性，到最后是在对大自然这样一个循环系统进行保护。毕竟生态链一旦缺失了一环，会带来连锁反应。
之前有一个关于美国*石公园“羊和狼”的故事，为了保护羊把狼基本快消灭了，最后羊的种群数量大到草场没办法承载，导致荒漠化。所以你会发现保护野生动物，不单是保护它的数量，还需把握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。
一个最低的标准，就是不会让一个物种陷入灭种的边缘，也不会因为某物种数量过多去压垮另一物种。回到野猪这个话题，因为上游的猎人、豺狼虎豹等天敌少了、没了，人类就只能适当参与到循环之中去将缺失的一环补齐。